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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家烈（1893年7月10日—1966年8月11日），字绍武，中国贵州省桐梓县人，中华民国时期黔军军阀。曾任国民革命军第25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。
1934年，12月初，湘江战斗后，中央红军突然进入贵州东部，占领黎平。王家烈奉蒋介石密令，配合薛岳部“择要堵截”红军。中央红军连打胜仗，击败王所属部队，于1935年1月7日凌晨占领遵义。中共中央于15日至17日召开遵义会议后，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再渡乌江，指向贵阳。3月9日，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了金沙江。
蒋介石对王家烈极为不满，予以严厉训斥，决定赶他下台，完全控制西南。薛岳奉命逼迫王家烈辞去了省主席职务；旋借整编之机，迫使王再次辞去第二十五军军长之职。1935年11月，王入南京陆军大学受训。1936年1月23日，王被晋授陆军中将。1938年8月，蒋派王到鄂南，任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副军团长，旋调重庆任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。1946年5月，他退役回遵义闲居。1949年7月，王家烈被委为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，但未到职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王家烈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，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等职，并当选第一、二、三届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，省政协副主席等职。
1959年，有“贵州王”之称的王家烈来到北京参加会议，毛主席见到王家烈后，便笑着问道：“王先生，你在贵州见过钟赤兵吗？”
钟赤兵（1914年12月26日—1975年12月20日），湖南平江人。开国中将。
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1930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1930年初参加中国工农红军。1934年10月任红三军团五师政治委员，率部参加长征。1935年2月部队缩编，任红三军团十二团政治委员。 1935年2月，在攻取娄山关的战斗中，率部冲锋，右腿连中9弹，被迫截肢，由战士们用担架抬着走完了剩下的长征路。 同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，调任军委后方政治部主任。年底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部长、军委第一局局长。1950年任中央军委民航局局长。1952年任总后勤部营房管理部部长，后任贵州省军区司令员。
王家烈愣了一下，他没想到毛主席会突然问起这个。
“见过，”他赶紧点头，“钟将军在贵州主事的时候，我们打过几次交道。”
“那他对你怎么样啊？”毛主席又问，语气还是带着笑。
“很好，”王家烈说，“钟将军很大度，从来不提以前的事。”
毛主席点了点头，转身看向窗外，像是在想什么。
“那场仗打得很惨啊，”他慢慢说，“娄山关不好打，你们守得挺硬。”
王家烈不知道该接什么话。他想起那年战斗结束后，手下报告说红军有个年轻政委腿被打碎了，还在石头上指挥，他当时还感叹了一句“是个硬骨头”。没想到二十多年后，这个人成了他的同事，还对他那么客气。
“你那会儿可能不知道，”毛主席转过头来，“钟赤兵做截肢手术，用的是老百姓的柴刀和木匠锯子，没麻药，硬扛了三个多钟头。”
王家烈心里一紧。这事儿他听说过，但每次听都觉得后背发凉。
“后来他一条腿走完了长征，”毛主席继续说，“我问他苦不苦，他说不苦，就是有时候爬雪山，担架不好抬，他自己拄着棍子往上挪。”
屋里安静了一会儿。
“主席，”王家烈终于开口，“当年的事……是我们对不住。”
毛主席摆摆手。
“不说这个了。我叫你来，不是要算旧账。”他指了指椅子让王家烈坐下，“你现在是贵州的政协副主席，钟赤兵是贵州军区司令员，你们俩都在为贵州做事。这就很好。”
王家烈坐下来，觉得手心有点出汗。
“你们这几年配合得怎么样？”毛主席问。
“挺好，”王家烈老实说，“我搞土改的时候遇到困难，钟将军还派兵帮忙维持秩序。有次土匪闹事，也是他带人去平的。”
“那就好。”毛主席笑了，“当年打仗，现在一起搞建设。这就是新中国和旧中国的区别。”
聊了一会贵州的情况，毛主席突然问：“你后来见过他走路吗？”
王家烈想了想。他确实见过几次。钟赤兵走路的时候身子会往一边斜，但步子很快，从来不要人扶。有次开会爬楼梯，别人要扶他，他笑着说“不用，我这条腿走惯了”。
“见过，”王家烈说，“钟将军走路挺利索的。”
“他是条硬汉子。”毛主席说，“一条腿走二万五千里，不是谁都能做到的。”
临走的时候，毛主席送王家烈到门口。
“回去见到钟赤兵，替我问个好。”他说，“就说我问他，那条腿还听不听话。”
王家烈点头应下了。
回贵州的火车上，王家烈一直想着这次见面。他想起自己当年在贵州当“土皇帝”的时候，从来不会去想一个士兵的腿是怎么没的。现在是新社会了，连毛主席都记得一个将军二十多年前受的伤。
到贵阳的第二天，王家烈就去军区找钟赤兵。
钟赤兵正在办公室里看地图，见他来了，笑着起身——他起身的动作很慢，要用手撑一下桌子。
“王副主席怎么来了？快坐。”
王家烈把毛主席的话转达了。
钟赤兵听完哈哈大笑。
“你跟主席说，我这条腿听话得很，”他拍了拍右腿的位置，“就是有时候下雨天，会提醒我该休息了。”
王家烈看着他的笑脸，突然问：“钟将军，你……真的不恨我吗？”
钟赤兵收起笑容，认真地看着他。
“王家烈同志，”他说，“咱们都是中国人。当年打来打去，流的都是中国人的血。现在新中国成立了，咱们一起把国家建设好，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比什么都强。”
王家烈觉得眼眶有点热。他这辈子听过很多话，有奉承的，有威胁的，有讨好的，但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话。
“我明白了。”他说。
从那以后，王家烈工作更卖力了。他跟着钟赤兵跑遍了贵州的山区，搞土改，修公路，建学校。有次在黔东南，山路太陡，车开不上去，钟赤兵拄着拐杖往上走，王家烈要扶他，他摇摇手说“你走你的，我慢慢来”。
爬到山顶的时候，两个人都累得直喘气。钟赤兵找了块石头坐下，望着远处的山。
“你看，”他说，“这么好看的山河，当年咱们怎么舍得在这里打仗呢。”
王家烈站在他身边，没有说话。风吹过来，带着草木的味道。这是贵州的春天，山上的杜鹃花开得正红。
过了很久，钟赤兵站起来。
“走吧，”他说，“山下老百姓还等着呢。”
他先一步往下走，那条空荡荡的裤腿在风里飘着，但步子很稳，一步一步，踏踏实实地踩在山路上。
王家烈跟在他后面配资炒股给股票，忽然觉得，这条路他们走了很久，但总算走到一起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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